本報記者 周凱《中國青年報》（2014年10月17日03版）

今天，復旦大學傳播與國家治理研究中心發(fā)布《中國網絡社會心態(tài)報告（2014）》。報告顯示，“反腐”被受訪網絡用戶認為是最令人滿意的議題，61.6%對“自上而下”的反腐效果持樂觀態(tài)度；此外，網絡用戶中，持“不公平感”和“不安全感”的比例接近半數(shù)，其中“70后”表現(xiàn)最強烈；但報告同時發(fā)現(xiàn)，與之前對于互聯(lián)網上“社會戾氣過高”的說法不同，網絡非理性并未成為主流，社會戾氣在一定程度上被放大。

據悉，該報告由復旦大學特聘教授李良榮領銜。項目組以新浪微博平臺上多元職業(yè)、多元社會群體的1800名網絡用戶，在近兩年間所發(fā)布的所有微博文章為樣本，就社會議題、社會情緒、群體認同與網絡行動、社會思潮等問題，對樣本進行了不同社群、年齡、地域、學歷等方面的比較研究后形成。

報告顯示，在所有議題中，“反腐”以22.9%的提及率排在第二，僅次于教育議題，超越了房價、收入分配、戶籍等傳統(tǒng)熱題。而且，體制歸屬、教育水平、地域等客觀因素，對反腐議題的影響并不顯著，表明該議題已經滲入社會各個群體和階層。其中，社會底層群體（如農民工、普通工人等）和黨政軍體制內工作者（如公務員、軍人等），對反腐關注的“持續(xù)性”最強。

從滿意度看，反腐被最多的網絡用戶認為是最令人滿意的議題。相比之下，位列滿意度第二的教育議題，“得票”不到前者的四分之一。另有211位用戶對“自上而下”的反腐效果作了評論，其中61.6%持有樂觀態(tài)度，僅有0.9%帶有悲觀情緒。

報告還對網上負面情緒予以關注。數(shù)據顯示，“不公平感”和“不安全感”是現(xiàn)今社會相對廣泛的負面情緒。網絡用戶中，持有上述情緒的用戶，分別占比44.7%、41.3%，均接近半數(shù)。其中，進入中年的“70后”與社會底層群體，往往是上述負面情緒的最強烈表達者。

數(shù)據顯示，51.2%的“70后”表現(xiàn)出了或強或弱的“不公平感”；64.8%的社會底層在微博中表現(xiàn)出或多或少的“不公平感”，其中25.1%具有強烈的“不公平感”；就教育水平而言，大專（高職）學歷的用戶表達“不公平感”最強烈。

“不安全感”與之類似，但特性在于：強烈感覺“社會不安全”的“60后”、“50后”，比例同樣在半數(shù)以上，具有年長化特征。此外，商界精英與高資產人士成為持有“不安全感”情緒的第二大群體，占比45.8%，財富兩極人群均表現(xiàn)出較強的焦慮情緒。

網絡社會里誰最有“人緣”？報告指出，教授、律師、記者等知識專業(yè)技術人員，在不同地域、社群、教育水平、年齡以及體制內外的人氣，普遍居首，具有“跨界好感”。而且，學歷越高，所獲好感度越強，“男女通吃”。數(shù)據顯示，50.0%的社會底層群體偏愛這些人，14.3%的底層用戶明確表示“愿意響應知識技術群體的網絡行動號召”。

報告對網絡戾氣的研究結論，頗引人矚目。與之前對于互聯(lián)網上“社會戾氣過高”的說法不同，報告發(fā)現(xiàn)，網絡抗議人數(shù)沒有想象中高，社會底層組織化程度有限。

報告顯示，在1800個樣本用戶中，僅有14.6%的網絡用戶在近兩年來，采取過價值訴求取向的網絡行動抗議；僅3.3%的網絡用戶擔任過某種形式的網絡抗議發(fā)起人。另外，在可判斷的有效樣本中，84.0%的網絡用戶無固定批評對象，僅有6.8%將特定政策、制度或組織作為固定批評對象。

此外，雖然社會底層群體在網絡抗議行動上，相比其他群體突出，但其微博動員意愿不強，內部的組織化程度有限。僅有15.9%的社會底層群體在抗議時，會尋求本群體其他人士的支持，是四個群體中同群體動員最弱的；在響應網絡行動的群體選擇上，僅22.8%的社會底層群體，選擇響應本群體的網絡行動號召，低于其他群體三成或以上的數(shù)據。

對國家未來，報告發(fā)現(xiàn)，53.3%的用戶對未來政治形勢持“樂觀”態(tài)度，對未來經濟持“樂觀”態(tài)度的用戶比例為82.5%。

在經濟層面，網絡用戶對改革開放以肯定態(tài)度為主，在可明確判斷其態(tài)度的樣本中，64.7%更認可市場主導的經濟模式；在政治層面，72.5%的用戶認為改變中國社會現(xiàn)狀的有效方式是“自上而下”，64.4%認為其中主導力量是“政府”。這表明，中國社會更進一步的希望被網民寄托在國家身上。